第二場比較有興趣的是廖建瑜法官以攝護腺檢體錯置案為例，來與談目前台灣醫院組織之過失
目前台灣醫療糾紛大多醫師須自己面對司法程序，雖然醫院可能有法務、相關配套基金或醫療責任保險等機制給予金錢或法律上的支持，但面對龐大的司法體系及冗長的訴訟過程，所要背負的心理壓力，又豈是一個人能獨自扛起。
高長兩年前的攝護腺檢體新聞，大家應該都還記憶猶新，法院判決在第一審及第二審各有不同見解，原因之一在於無法認定醫院何人造成檢體錯置，如果醫師沒錯，技術員也沒錯，那會是誰的錯?
傳統侵權行為法上，對於醫院的侵權責任均在其受僱人有錯誤過失上，因此必須先證明受僱人有何過失，醫院再負僱用人監督並無過失之推定責任。(不過這很難舉證)
廖法官認為本案並未認定是何人有侵權行為，是否代表醫院本書有其組織性錯誤的行為，而應獨立負侵權行為之責?
「起司理論」一詞是在Managing the Risks of Organizational Accidents書中提及，一開始為航空界認同的理論，後來逐漸被其他管理界所延伸應用。
意思是每片起司的漏洞空隙是發酵製程的自然現象，正如沒有一個人或單位是完美無缺的，若把五片起司垂直疊立在一起，雖然這些起司片各有不同的漏洞空隙，但要不是各個起司片的空隙剛好成一條線，光線是無法從第一片貫穿到最後一片的。
某個人或某個職務的疏失是自然現象，若把這五片起司代表不同的個人或層級，只要各自的疏失不是正巧發生連鎖效應，不幸的失事案件就不會發生
在民法中，侵權行為規定在第184至198條
醫院在傳統侵權行為責任作為請求權基礎的糾紛中，常常扮演的是第二順位賠償義務人的角色，而由醫師站在第一線
但目前醫療分科分工精細化，醫師階層下至見習醫師、實習醫師，進而住院醫師、總醫師，甚至主治醫師以上更有各科主任、部主任等，而護理人員、技術人員等也都是如此分工。
中型等級以上的醫院醫療服務已經不是醫師可獨力支撐，而在這樣的制度下，醫院本身的組織或制度層面是否該負責? 還是在出事後才又開起檢討會檢討下面的人?
另外醫院可依民法第188條第三項，向醫師請求部分賠償而得以減少損失，少數醫院雖有公基金等制度，但醫師仍為責任最後的負責人，醫院僅須連帶負責。
民法中對於過失侵權責任有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，而在刑法中並沒有相關規定或實務見解
不管是在醫院建築物、醫療器材、院內感控、藥品、人員配置、作業規範等安全管理，或是照護系統、人事組織等，醫院制度都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但目前關於醫院組織義務之違反的相關實務見解仍不夠多，醫師仍是風險自負的待宰羔羊?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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